中国企业家的精神迷失和回归

     近年来，中国富裕阶层的大量的移民有不断加剧趋势，究其原因虽然有很多，但很大的原因是缺乏安全感引起的，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国内收入的不公正和不公平现象和对未来政策的不确定性的忧虑都加剧了移民的数量和加快了移民的步法。在移民大潮中不乏中国的企业家们，他们是最缺乏安全感的群体。他们希望出国找到自己的归宿，这个归宿可能带来某些方面的稳定，但是却很难解决他们内在的精神困扰，外部环境稳定了，生活稳定了，内心就不再动荡吗？就不再漂泊吗？人就有安全感了吗？问题恐怕远没有这么简单，欧美各国自杀率和心理疾病的比例比中国还高，缺乏安全感这个问题不是一个移民而能解决的，缺乏安全感其实是中国企业家群体精神迷失和没有终极皈依处造成的。
     为什么企业家群体会对未来充满恐惧和缺乏安全感？答案固然很多，但有一点往往是被我们忽略的，他们没有强大的内在精神力量作支撑，而是对外在世界过分依赖。当一个人内心不够强大而把人生的全部筹码投注在物质上时，环境的种种不确定因素就会造成很大的恐惧，不安全感就会随之而来。
     西方与中国的区别表现的不仅仅是文化上的差异，更多的其实是精神上的差异，遍布美国的是人们精神终极皈依的教堂，而我们却没有一个精神逗留的地方，位于深山老林的香烟缭绕的寺庙也成了人们求财和求官的功利场，西方人们去教堂是纯粹的精神的洗礼和救赎，而日益富裕的中国人对精神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但我们却没有把精神产品的建设跟上，中国的传统文化又被我们打得稀里哗啦，祖宗的东西我们认为不好，可我们又拿不出让人信服的文化体系。要知道文化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能颠覆五千年的文化，那么什么文化能在短时间让我们趋于认同呢？没有大同的文化体系，于是就出现了很多伪文化，伪大师，伪宗教和伪文化产品。在中国一个中国人其实就是一个思想家，一个中国人其实就是一个文化大师，因为我们没有统一的人生哲学,没有统一的文化理念和统一的人生价值观，谁也不服谁，今天是无业游民，明天可能就会成为大师，因为系统的先进文化体系，文化很容易被人胡编乱造和亵渎。雷人的历史剧充斥银幕，误人子弟的书籍摆满书架，越媚俗越吸引眼球的越受追捧，人生的理想不再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是“财富，财富，再财富”，我们的精神家园变得荒芜而苍凉，无所盲从，浮华的物质生活不仅不能填补精神上的空白，反而更增添了内心的失落感，我们没有强大的内心世界作支撑，所以我们感动恐惧了，不安全了。人处在什么环境并不重要，如果他有坚定的内心信念，他就会坚强的活下去，如果精神垮了，再好的环境也活不下去，即使活下去也不感到幸福。
     精神是一个人的意识、思维和心理活动的中枢，文化对精神的影响重大。中国企业家的精神的构建既植根于市场经济的物质环境，更应建立在社会历史文化和制度的人文环境中，西方管理之父德鲁克说，中国什么都可以引进，就是不能引进企业家，其原因是国外的企业家再优秀，很难适应中国的文化。“外来的洋和尚”念不好中国企业的经。中国企业家一定是“中国化”的企业家，中国企业家一定是具备以中国文化为载体的企业家精神，中国的儒释道的哲理应该是中国企业家精神最主要的文化载体。
     当年，佛陀在菩提树下发现，生命原本具备独立自主的能力，只是我们看不到这一点，所以才四处追逐，寻找支撑。一旦开启这个内在精神宝藏，我们就可以随遇而安。这不是对环境的刻意顺从，也不是对命运的无奈妥协，而是由内心独立获得的能力。因为独立，就不会随环境变化受到影响，也无需外在的什么作为支撑，所谓“此心安处是吾乡”。无论物质多么贫乏，只要精神富足，我们就可以快乐，幸福，没有恐惧。
     人为什么活着？为什么要创造财富？又如何使用财富，方可心安，是中国企业家阶层中的精英群体一直在试图探索明白的问题，从中国传统国学的精神世界里，其实能给企业家们一个简明而易于和长期坚持的修养路径！
     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就是不仅仅为活着而活着，而是会追问“为什么活着”。这个问题，一问就问了几千年，过去在问，今天在问，未来还是会问。其实，中国的禅修对这个问题早有非常明确的答案。生命的意义，就在于解除内心的迷惑和烦恼，成为觉醒的人，成为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的人。进一步，则是帮助大众走向觉醒，成就解脱自在的人生。
     如果中国企业家有了这样的人生定位，创造财富就只是其中的一种手段，一种帮助他们达成目标的手段。对于他们自己既可以满足生存所需；对于社会他们可以做到扶贫济困，广结善缘。
     在缺乏信仰和做人教育的今天的大环境下，中国企业家精神很容易迷失。他们急功近利是必然的，恶性竞争是必然的，市场的混乱乃至失控也是必然的。重利轻义是必然的。正是因为意识到这种缺失，企业家们精神的回归必须依托中国传统文化。因为传统文化所代表的，是一种道德的教育，一种做人的教育，这是我们缺失已久的。这种教育不仅可以帮助企业家们建立健康的心态和人格，同时也可以帮助中国企业家树立崇高的人生志向，如儒家所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佛教所说的“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如果企业家具备这样的精神，起码是社会道德伦理的进步。 有些精神是跨越政治属性的，它是人本性的东西。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文化体系一定要以人为本，以人性为本的基础上，这样才有生命力。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创造了人类历史的奇迹，它使30多年前一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国家，迅速成长为今天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学家们在回顾改革开放30年时，认为改革开放做的最伟大的事情之一，就是把企业家请回了中国。企业家群体一经出现，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历史的创造者，成为中国建设市场经济和商业文明的主角。应该没有人会否认，企业家是我们这个社会学习能力最强、进步最快、最活跃、最有成就感的群体之一，是今天这个时代创造价值最大、承担责任最多的群体之一，更是中国30年来经济快速发展、市场持续繁荣、硬实力奇迹般跃升的核心支撑。中国企业家群体本应该受到全社会的尊重和爱护。但是，站在转型的时代大背景之下，由于中国企业家精神的迷失和获取财富的不择手段既没有承担起的社会责任，中国企业家没有达到和社会完全水乳交融，不得不让人深刻的认识到，企业家与大众的冲突正在加深。遍地的“冲突”让企业和企业家群体备受争议，也让本来就树欲静，而风不止的社会形态更增添了几分忧思，淘宝网与网发店和消费者的冲突，国美“陈黄之争”放大了企业伦理的的社会问题；奶粉和牛奶系列事件代表了企业在追求利润与质量之间的冲突；富士康员工“连环跳”恶化了企业与员工的关系，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冲突；巴菲特、比尔•盖茨两个美国的富豪赴中国“劝捐”，又体现了企业富豪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冲突，郭美美的炫富又拷问中国慈善和企业家的良心。上述的这些‘冲突’，归根结底都反映了中国企业家的精神的缺失。这恰恰是许多中国企业家真正脆弱的原因。
     本来就中国来说，“重利轻义”似乎是人们贴给商人的主要标签，中国民间也一直存在着“无商不奸”和“无奸不商”的说法。中国在快速发展过程中，把旧有的商业文明体系给彻底给摧毁了，但由于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叛逆和对文化的轻视，新的价值观念还远未建立和成熟，这就导致在现实中，矿难、污染、暴利、寻租、苏丹红、三聚氰胺……屡见不鲜。这就使中国企业家的形象变的更加糟糕。这时回归企业家的精神尤为重要。企业家精神的回归也是企业家自身的护身符。我们有些企业家虽然在企业精神方面做了很大努力，但自由市场中成长起来的企业家虽然他们有各自的处世方式和行事风格，也有颇多为人赞誉之处，但尚未形成堪称精神并被社会认同的理念。陈光标的慈善引来非议就是例证。陈光标们的行为在赢得尊重的同时，也有不少人孜孜不倦地试图挖掘他的“原罪”，质疑他的动机，嘲笑他的做秀。所以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回归首先是建立在全社会文化和价值观趋同的基础上才能够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仁者爱人”，“止于至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和我们社会主义的先进价值体系等等其实是我们文化趋同的部分。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是我们取之不竭的精神源泉。如果企业家具备以上种种精神，中国企业家的精神就会回归。中国企业家就会有归属感和安全感，就会与社会水乳交融，就会得到社会的尊重和认可，那时的企业家是幸福的，安静的，平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