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俊平国学管理经典著作《从卓越到中庸》连载21：第三章（六）

3.2.2 明清时期的管理思想

明末启蒙思潮

被后世誉为“中国启蒙思想之父”的黄宗羲，撰写的《明夷待访录》被近代启蒙者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等称为 “启蒙之书”。在《明夷待访录》中，黄宗羲继承了孟子“民贵君轻”的民本主义思想，并提出了具有时代意义的新课题，比如， 天下归谁所有？治法先于治人，公天下是非于学校，等等。他 勐烈抨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表示君主“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 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得出君主专制是“天下之大害”的结论。黄宗羲的民主思想，促进了十九世纪民主意识的觉醒。历史证明，维新派的“兴民权”，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五四”时期的“民主与科学”，无一不受到黄宗羲民主启蒙思想的影响。即使在当代，黄宗羲的思想对天下观与法治观、社会公仆观、权力制约观等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黄宗羲探讨了君主制度的起源，认为人类社会可分为三个阶段：一为无君的时代；二为立君为公的时代；三为君主谋私利的时代。关于君臣关系，他认为，君与臣“名异而实同”，都是为治理天下而设立的管理职位，臣的职位并不是为了君主而设立，而是为了天下而设立。黄宗羲认为，真正的“法”，应该是为天下百姓利益着想的政治管理规范。

黄宗羲还提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观点。他认为，在政治管理活动中，制度和规范是起决定作用的。此外，他还突出了“天下百姓”即人民群众的地位和作用，从而把传统政治思想中的“民本”精神发挥到了极致。遗憾的是黄宗羲止步于此。

清代政治管理制度和变法

清代集中国古代政治管理制度之大成，并把传统的专制思想发展到极端。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绝对君主制度：一是强调“君臣为五伦之首”；二是贬低大臣而抬高君主的作用；三是坚持不设宰相，干纲独揽。

中央辅政制度：清代建立起军机处与内阁相辅相成的双轨制，内外有别。二者相互配合又相互制约。

地方行政制度：清代地方行政区划，继承元、明以来的行省制、督抚制，以及“布政使（主管一省行政事务）”“按察史（主管刑事案件、纠察官吏）”和“学政”（负责一省教育行政），府、州、县和“保甲制”。每十户立一牌长，每十牌立一甲长，每十甲立一保长。该制度的建立，标志着在专制统治下基层行政管理组织的严密和强化。

19 世纪 60 年代初，清王朝为挽救封建统治，以“自强求富” 为口号，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思想开展了洋务运动。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运动首先兴办近代企业，其次建立新式军队，再次创办新式学堂，最后改革官制，倡导设立议院。洋务运动是一场有清朝特色的维护清政府统治的改革，甲午战争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洋务运动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积极派遣留学生，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开始，客观上为以后的维新变法准备了大量人才和技术基础，也使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为以后奠定了阶级基础。

3.2.3 中国近现代管理思想

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变法是近代中国一次思想潮流的解放。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倡新学，主张兴民权，对封建思想进行了勐烈的抨击，为近代思想启蒙运动的蓬勃兴起开辟了道路。维新派试图在政治上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在经济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 , 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维新派重宣传“兴民权”，大大提高了全社会的民主意识和参政意识。从此，民主主义成为汹涌的社会思潮，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面貌。

孙中山举起“革命”的旗帜，建立“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合众政府”的主张。1905 年成立“同盟会”，更进一步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完整纲领，对该纲领的阐述，即三民主义。

三民主义是指“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而且被分为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旧三民主义是指：

● 民族：狭义的汉族，就是“反满”。“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 民权：揭露和批判封建专制主义；

● 民生：核定地价，平均地权。

新三民主义是指：

● 民族：中华民族；

● 民权：强调国家政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即强调它的人民性、群众性。“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这样将资产阶级民权政治与反帝民族主义斗争相结合，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和飞跃；

● 民生：节制资本，耕者有其田。

孙中山认为欧美的进步，关键在于民族、民权和民生这三大主义。孙中山提出的“五权宪法”，即在三权外加上“考选权” 和“纠察权”，其目的在于“将外国的规制和本国原有的规制结合起来”，以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完善的政治管理体制。此后， “辛亥革命”成功，使中国逐步融入现代世界发展的潮流，在这以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上政治民主 化、经济现代化和管理科学化的康庄大道。人类管理思想与实 践也向东西方融合的方向发展。

本文节选自段俊平先生国学管理经典著作《从卓越到中庸​——中国化的管理智慧》

段俊平  著名国学专家、著名书法家、知名管理学者，香港城市大学（东莞）客座教授、香港城市大学管理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管理学硕士、京麓书院创始人、民建中央文化委委员、民建北京海淀文化委主任、曾被评为“中国百名最有影响力专家”。长期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与创新，倡导将东方管理智慧与现代管理科学相结合，创立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化管理”新儒学应用理论，深受学术界与企业界的高度认可。在国内外300多种学术期刊和杂志发表数百篇论文，其中多篇文章被选为议论文范文，入选中小学选修课本及中考试题。著作《企业幸福力》、《传承的力量》、《大道行简》、《中国管理往事》、《从卓越到中庸》等中国化管理专著，多次成为年度畅销管理类图书，影响深远。